粗眼看日-13
我在Y教授的身边一共待了四年，教授始终对我很好。我很想就这样一直待下去，但教授对我说，他的研究室只能是硕士2年和博士2年，4年是最高期限，不可能再延期。学校规定是如此，即使校长本人带研究生也是4年最高期。
和我同期共有三人，其他两位年龄比我小很多。一位是本校刚毕业的本科毕业生，进一步读研，是一位日本学生，我称他为小S。另一位是其他院校转来读博士课程的一位北朝鲜国籍学生，我称他为小T。日本和北朝鲜没有国交，他的父母是二战结束时留在日本的朝鲜人。当时有不少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后来一部分归了韩国籍，另一部分归了北朝鲜籍。这样他们的后代自然也就保持北朝鲜的国籍。正因为在日本国土上有不少的这样北朝鲜国籍的人，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办事机构，和北朝鲜当局保持一种有限的民间形式的往来，包括一些被容许的贸易和一些特种观光。他们的机构在政治上并不隶属于北朝鲜管辖，但在一般人的眼里就算是北朝鲜在日本的一个窗口，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
在学术上教授对我要求最松，对小S最严，而对他小T最满意。
小T的确非常聪明和努力，教授布置的功课和任务都能很好地完成，动手能力也极强，很快就独立担当由产业交付过来的研究任务。在读博的后期又被教授推荐给一家大企业去完成国家拨款支持的一个大型超强功率化学激光器的研制项目。任务完成后回校，由教授推荐留校做了物理学讲师，不久升为物理学教授。小T为人和善，和我们相处都很好，但属于不苟言笑的性格。做事极其认真负责，很得教授的欣赏和喜欢。不过我从来感觉不到他对政治有任何的话题。我曾经悄悄地问过他，你是北朝鲜国籍，去过那里吗？他顿了一刹那，明显地摇了摇头，又似乎点了一下，算是回答，又很不算是回答。我随即就岔开了话题，避免了陷入沉默的尴尬。
小S后来也留校做了讲师，但毕业论文答辩遭遇曲折。他在答辩时引用的论据经不住主考教授对引用资料的刨根究底的发问，一时语塞，出现答非所问的逻辑混乱。但由于论文本身立意很好，就容许再次答辩。Y教授对他（指小S）也叮嘱有加，频频指导。不过Y教授在我面前曾经不经意地抱怨过，现在的日本年轻学生，生活太富裕，玩心有余，努力不足，难成大器。我说小S他的知识面很广，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书还是读得很多的。教授轻轻地哼了一声，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我急忙补充道，至少比我读得多多了。教授就笑了，说，读得多，还须要好好消化，消化不良是不会健康的。不过最后小S也通过了答辩，没有辜负教授对他的悉心栽培，留校做了一位健康的讲师。
后来我听说小S他也升为教授了，不过当我听到他这消息时，Y教授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的晋升是在Y教授生前还是在Y教授去世后，总之Y教授悉心栽培的两位门生都成为自己的同行，添列同校为教授，也足可以慰于Y教授的生前与身后了。
Y教授对于他们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无论是实验报告和实验操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目把关。一旦发现问题，都是叫他们自行再复查，自行查出为止，绝不越俎代庖，培养他们独立负责的精神。
日本大学的学和社会上的产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学术研究和产业革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学校大门是向社会敞开的，社会的各行各业请大学专业参与自己行业里的革新研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门槛很低，双方合意就行。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另类的商业模型。一般公司会和学校先签订保密协议，然后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Y教授是日本光学镀膜界的权威，那些生产真空镀膜机的有名公司对教授非常敬重，得益于教授的帮助使他们的产品跻身世界前列，享誉世界，至今口碑不衰。
我在教授身边的4年，正好是国内国门打开改革开放的热身期。上海机械学院有位周先生也是研究镀膜的教授，和Y教授同年龄，又是学的日语。就主动写了一封信给Y教授。一来一往就开始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我正巧叨陪其间，经历了不少的交流趣事。
后来中日学术交流又不断扩大，跟在Y教授的身边，先是去了福州的物质结构研究所访问。结识了人工晶体BBO世界顶级科学家陈创天教授。后来几次率团去福州都是他亲自接待，记得有一次的会谈后他又不辞劳苦做了武夷山一日游的导游，大家买了不少的铁观音带回日本。后来陈教授去了北京，设立并主持领导了北京人工晶体研究所的工作，我受邀前去参观和到他家做客，和他们夫妇俩成为了好朋友。
之后由陈教授的介绍，认识了上海光机所的一位女科学家，她叫邓佩珍。当时我随Y教授带领的日本访问团访问上海光机所。参观所内的被命名为神光的大型激光器，互相交流时，我做日方翻译，知道她是国内首先搞出蓝宝石晶体的科技人员时，向日本同行介绍说，中国人工蓝宝石晶体是由她首先搞出的，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工蓝宝石之母。日本同行都向她表示敬佩和敬意，邓佩珍非常开心，露出由衷的笑。后来她几次来日本访问，都是我一手帮忙办的手续，来往中她送给我太太一些她亲自研究成功的非常美丽的珍稀人工宝石，太太非常喜欢，一直珍藏到现在，她和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
也因为我给她办来日访问，手续进行中她给我打国际长途电话时，不意中拨错了号码，打给了一位定居日本的她一个原来光机所的同事，叫王富贵。中国第一台固体激光器是在他手里完成的，或者可以称他为中国固体激光器之父。那年邓小平来上海特意去光机所观看这台激光器的工作演示。邓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他的小孙子忽然钻到激光器的桌子底下，这给王等的周围人员吓坏了，因为桌子下面安放着激光器的高压电源，碰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大家急忙着哄骗小孩子出来，最后有惊无险，演示取得完美成功。这是王富贵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的趣事，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当时我俩住得很近，互相是不认识的。因为离得近各自的家庭电话号码开头的数字是相同的。邓由此拨错了电话，打给我的电话却打给了王，发觉后忙说搞错了搞错了。王笑着说，没错没错，都是老乡。他们挂了电话，王就立刻打电话给我，说了缘由。我说我们都从上海来日本，又住得如此近，缘分很大哦。撂下电话我就开车去了他家，他夫人包饺子请我夫妇俩。从此我们成了常来常往的好朋友。
我由Y教授的提携和推荐，认识了中国国内一流的顶级学者科学家，陈创天，邓佩珍，王富贵等等，又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不仅在学术学识上得以提高，更在相知相处中得以了解国内科学界内部的种种实情，和他们个人以及家庭的生活状态，特别是私人的真实情感，等等，扩大和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可惜的是随着他们的逐一谢世作古，这一切都定格成为无可复制的美好的回忆篇章。
铭曰：
从师虽四年
终身益非浅
不在富与贵
往来学之贤
船不过桥 2024
